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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2017-3-31 16:32:18   来源:揭阳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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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回顾40年改革长路,是什么在推动中国财政改革?其深层逻辑又是什么?我们发现,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是财政改革的原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家贫国穷”的风险倒逼让利放权,“机会不均”的风险推动完善国家治理,风险全球化凸显大国财政作用,我国财政改革实质上都是遵循公共风险变化的逻辑而推进的。这一点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和把握。

  观察财政改革,最重要的是要突破部门思维。财政从来都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从历史来看,它既是改革的对象,也是各项改革的保障,国家治理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任何“破”与“立”,本质上是利益与风险的分配,最终都会归结为根植于社会共同体的财政改革。

  财政改革走过了40年,放在历史长河中,这只是一个瞬间,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坐标中,呈现出浓墨重彩的改革画卷。回顾40年改革长路,是什么在推动中国财政改革?其深层逻辑又是什么?我们发现,从过去到现在,这一问题根本上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是公共风险的变化。财政改革往往不是在先见之明的制度设计基础上进行的,而是在公共风险暴露与加剧时,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我们找到了一条适合国情的独特发展道路,而财政改革之所以在国家改革开放与发展中发挥了基础性和突破性的作用,就在于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公共风险的变化,从而适时地牵引和支撑了国家的改革开放与发展。

  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是财政改革的原动力。从历史上看,制度变迁无一不是公共风险与危机推动的结果,而制度变迁的突破口常常是在财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改革实质上都是遵循公共风险变化的逻辑而推进的,其变化的脉络是从“家贫国穷”的风险到“机会不均”的风险,再到全球公共风险,这也是我国主要公共风险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1 “家贫国穷”的风险倒逼让利放权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面对的最大公共风险就是缺食少衣。在这种背景下,财政的使命就是放权让利,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搞经济建设,这时期的财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财政”和“公共财政”,追求效率与增长,努力做大蛋糕。

  其一,贫穷落后是改革开放初期面临的头号公共风险。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由于触动思想观念、权力分配与利益格局,改革的阻力是不难想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在公共风险的压力之下,才会形成最大共识,进而迸发出改革的巨大动力。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面临着经济凋敝、科技落后、人民贫困的严峻局面。可以说,化解贫困落后的公共风险,是撬动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动力。

  其二,财政让利放权率先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鉴于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失调问题,中央提出必须在前两年经济恢复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的基础上,集中三年左右的时间搞好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并要求财政先行一步,让利放权,以财政改革促进国民经济调整。一方面,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重点增加对农业、轻工业、能源与交通运输建设的投资,保持物价稳定,缓解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另一方面,支持农产品(000061,股吧)提价,实行农业大包干,增加农民收入;同时,按照分级包干制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范围,对国有企业实行企业基金制度和利润留成,调动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积极性。这一时期,通过财政改革先行,扩大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财权,形成了初步适用于引进外资的税收制度,实行了基本建设投资领域的“拨改贷”,在行政事业单位试行“预算包干”,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打开了一个缺口,经济活力增强,改革发展的积极性高涨,为经济领域各项改革的推进奠定了初步基础。

  其三,财政分权改革为市场微观基础重塑奠基铺路。解决短缺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升经济运行效率,走向市场化无疑是唯一出路。但这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思想解放和实践探索过程,历经10余年才真正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和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这也是财政放权走向财政分权的过程。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这一时期,各方面改革都是围绕“增强企业活力”展开的,“利改税”则是增强企业活力、确立企业主体地位的关键一步。利改税,即把国有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改为缴纳税金,税后利润全部留归企业。从税收的角度来规范国家和企业分配关系,意味着政府放权开始走向主体分权,包括经济分权和行政分权。

  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新的条件下,财政改革的任务就是要为市场化改革奠基铺路。一是通过分税制改革,形成了相对稳定和规范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为企业转变为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和自我管理的市场主体创造了体制条件。二是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等原则,建立了以增值税和营业税为主体的税收制度,通过开征消费税、改革农业税等,初步形成了更有利于市场平等竞争要求的税收制度。三是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目标,推进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初步理顺了国家所有权与企业财产权之间的关系。四是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把政府预算初步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财政分权改革为市场机制的形成和有效运转提供了基本支撑。

  综合来看,市场化改革重塑了计划经济体制下风险与收益的分配,让居民、企业和地方政府都成为利益主体和风险主体,资源配置优化,经济效率提高,经济蛋糕做大,人民生活改善。这从整体上降低了“家贫国穷”的公共风险。围绕市场化的财政分权改革,为多元主体尤其是市场主体的形成提供了前提。与市场化改革相适应,财政也从“建设财政”转向“公共财政”,财政向市场分权、向地方分权的改革,推动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构建。

  2 “机会不均”的风险推动完善国家治理

  时间进入到21世纪初期,“家贫国穷”的公共风险已基本消除了,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财政实力大大增强。但新的公共风险愈益凸显出来,各类经济社会主体“机会不均”的问题日益突出,各类主体之间的权利也迫切需要界定和规范。这就必须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改革,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财政也从“公共财政”转向了“现代财政”,将通过治理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这也意味着财政改革从“放权”“分权”走向“治权”。这个过程是叠加的、继起的,也是渐进的。

  其一,突破“所有制财政”。经济主体多元化是市场化改革的成果,维护这个成果要靠财政来实现,即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基于不同所有制而实行不同政策、给予不同待遇的“所有制财政”逻辑。市场经济要求的是平等竞争、权利平等,财政就要力求“一碗水端平”。一方面,统一税制,不因所有制不同而税制不同;另一方面,不断硬化国企预算约束,切断“财政脐带”,支持政策上对国企、民企和外企一视同仁。

  其二,融合“城市财政”和“农村财政”。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是建立在城乡分治、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基础之上的。与此对应的财政也就分为城乡二元财政,城乡居民按照户籍而给予不同的财政待遇。在改革开放尤其是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这种二元状态一点一点被突破。自从本世纪初提出“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元财政结构开始走向城乡一体化,以财政平等推动城乡平等。

  其三,从单纯的“经济财政”扩展到“民生财政”。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人口大规模流动使中国从“静态社会”快速转变为一个“动态社会”。财政改革就要从庞大农民工群体的基本权利保障入手来考虑,一系列新挑战要求财政从“地理静态”转向“人口动态”,让“公共服务找人”,而不是让“人去找公共服务”,这样让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所有人的基本权利都得到了保障。

  其四,走向“法治财政”。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转型的加速,公共权力如何行使也日益成为一个公共风险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提出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设法治财政、民生财政、稳固财政、阳光财政、效率财政,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从国际经验来看,财政是约束公权的重要制度笼子,不少国家以预算授权来约束各种公权行使的方向、领域和目标。要有效约束公权,建立法治财政,打造好财政这个制度笼子是必不可少的。

  3 风险全球化凸显大国财政作用

  我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各种风险也在迅速全球化,全球公共风险加速形成。需要注意的是,全球风险不仅相互关联强化,并且其整体性影响也在增强。由于风险全球化及全球风险社会的逐步形成,世界各国变成了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风险共同体”。为了更为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全球风险,需要世界各国携起手来相互合作,增强国际协调和应对风险的能力。

  进一步看,全球格局变化导致全球风险加剧,全球利益分配亦随着全球格局不断调整,中国的利益与安全已经不限于国境之内,发挥大国财政职能,主动参与全球风险治理和全球利益分配的形势已刻不容缓。

  适应全球公共风险变化,财政改革在国际维度的基本方向是建立大国财政框架,增强全球影响力、协调力和示范力,通过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推动全球风险治理,均衡全球利益分配,进而化解全球公共风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财政在税收制度、关税、出口退税、特区政策等方面促进了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通,开放型经济已经形成。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财政主动作为,大国财政的作用不断显现。

  总之,我国财政改革的逻辑本质上是公共风险逻辑。公共风险涵盖了所有公共性问题在不确定性状态下变化的一种归属,公共性问题有可能演变为公共风险,成为财政改革的原动力并衍生到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改革开放40年的不同阶段,以公共风险为导向的财政改革经历了“放权”“分权”和“治权”三个阶段,也是财政改革的三种形态,成为若干重要改革的突破口和先行军,牵引整个改革,又为整个改革提供支撑。同时,财政改革与对外开放相互推动,参与全球治理的大国财政职能凸显,防范全球公共风险成为新时代财政改革的主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深入思考和研究。(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2018年8月,宁德时代为日产轩逸纯电动汽车装机137台,系统能量密度为123.78wh/kg,全部都为三元软包电池,而此前,宁德时代出货仅有方形电池。

  业内人士指出,以方形为主的宁德时代开始供应软包电池,其实是拉开了软包动力电池抢占市场的序幕。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关于软包电池的热点颇为频繁。9月14日,主打三元软包叠片电池的捷威动力获得复星投资,计划五年内成为国内前三的动力电池企业; 9月初,专注三元软包电池的孚能科技完成10亿多美元的C轮融资,将在欧洲建立电池生产中心;8月初,亿纬锂能(300014,股吧)与戴姆勒签订《供货协议》,将为戴姆勒供应三元软包动力电池……

  显然,话题不断的软包电池正在成为继“21700”、“811三元”后,国内动力电池行业的新晋“网红”。数据显示,在2018年1-7月国内动力电池装机电量TOP20中,纯软包电池产品的电池企业有7家,加上正在开发的企业,软包电池企业的数量上升至12家,占比达60%,表明软包技术路线得到越来越多电池企业的重视。

  其实,软包电池会火一点都不意外,毕竟软包由于其特定的包装材料和结构,相较方形和圆柱还是有一定的性能优势的,主要体现在安全性、比能量、循环寿命和灵活设计上。正是由于软包技术路线的性能优势,LG化学成为了全球范围内客户最为广泛的电池企业;而在国内,孚能、捷威动力、卡耐、北京国能等等企业都是软包技术路线的代表企业。

  但同时,高性能往往也意味着高门槛。软包电池虽然性能突出,但其一致性较差,成本较高,容易发生漏液和胀气,且在成组过程中需要额外的壳体,PACK工艺复杂程度高,这也意味着软包需要更高的技术和资本。

  为什么软包电池会成新晋“网红”

  有专家指出,软包电池此时在国内走红,一方面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和资本的涌入,软包电池性能优势凸显,尤其是在能量密度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去年三元软包电池企业批量供货电芯单体比能量在180-210wh/kg,系统能量密度130-150wh/kg;今年批量供货的三元软包电芯单体比能量最低210wh/kg左右,个别企业单体比能量260wh/kg的电芯产品已经达到量产水平,系统能量密度轻松过140wh/kg,甚至达到160-180wh/kg。

  另一方面,由于国内乘用车市场的兴起,尤其是国外车企对软包三元动力电池的“青睐”,大大刺激了国内软包电池市场。

  这导致了以方形为主的动力电池企业开始加速软包电池布局。除宁德时代外,国轩高科(002074,股吧)、力神电池、亿纬锂能等国内排名靠前的方形动力电池企业都在加速研发甚至已经量产了三元软包电池。这些产品主要面对中高端乘用车市场,进一步促进软包电池市场应用占比提升。

  同时,此前专注物流车的软包电池企业也开始将目光转向乘用车,包括国能电池、天劲股份、盟固利动力、微宏动力等软包动力电池企业都将乘用车作为今年的重点开拓市场,从商用车领域向乘用车领域延伸。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乘用车主机厂偏爱软包电池以外,资本市场对软包电池的 “关注”也能从侧面反映软包电池的火爆程度。

  7月,复星国际(00656)宣布通过旗下复星高科及基金,向天津市捷威动力工业有限公司投资,为其产能规模扩充和开拓海外市场补充“弹药”;9月14日,捷威动力正式与复星国际签订战略投资协议。

  8月,远景集团宣布将控股日产汽车旗下电动电池业务和生产基地AESC,同时收购日本电气旗下的电池电极生产业务公司NEC能源元器的全部股权;

  9月,孚能科技宣布完成了C轮融资,累计融资超10亿美元,筹得的资金将用于加速扩张其全球汽车电池生产基础设施,并正式启动了欧洲生产中心项目减少。

  频繁的资金涌入,预示着软包电池将进一步扩大动力市场渗透率,其中在产品质量、技术、规模和资金等方面有竞争实力的电池企业也将获得更多的机会甚至在软包电池领域造就第二个宁德时代也不一定。

  国内软包电池企业生存近况

  盖世汽车了解到,国内有不少电池企业从创立之初就专注于软包电池的研发制造,而从目前来看,这些企业整体都还过的不错,其中排名靠前的有捷威、卡耐、孚能、国能、天劲、万向A123等。

  捷威动力

  捷威动力成立于2009年,主打三元软包叠片电池,产品主要定位于中高端新能源乘用车领域,是国内率先开发并量产三元体系锂离子动力电池的企业之一,公司具备了单体电池、模组、电池管理系统及电池系统的完整开发能力。

  目前捷威自主研发的软包电芯能量密度已达到245Wh/kg。预计在2020年,单体能量密度将达到300Wh/kg、系统能量密度达到220Wh/kg。公司主要客户有长安、奇瑞、东风、上汽、吉利、长城、广汽、江淮等。

  产能方面,捷威目前已建成1.5GWh,预计2018年底将达到2.5GWh,同时捷威将根据行业发展情况及市场占有率目标来制定未来产能规划,预计到2023年新增38GWh产能,累计产能达到39.5GWh。

  值得一提的是,捷威动力刚刚获得了复兴的战略投资,计划五年内成为国内前三的动力电池企业。

  孚能科技

  孚能科技是国内最先实现220wh/kg电芯量产的企业,一直坚持三元软包路线,并通过一体化电池模组设计,系统能量密度可以达到170wh/kg,在技术储备和产业化上领跑国内同行。孚能今年将主推240Wh/kg能量密度电池的市场化应用。

  也正是基于在技术和产品上竞争力,孚能科技已经给北汽新能源、江铃、长安、长城、瑞丽、昌河等车企实现批量供货,今年3月,其还通过了德国戴姆勒集团VDA6.3过程质量审核成功进入戴姆勒供应商体系。

  在产能上,孚能未来三年要投入大概120亿,用于国内的产能扩产,布局华南、华东、华北三大地区,产能要达到35GWh,向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供应商之一的2020年愿景迈进。

  国能电池

  国能的三元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都采用软包的技术路线,产品广泛应用于乘用车、商用车、客车领域。

  针对渐渐兴起的乘用车市场,国能电池开发的软包三元材料电芯能量密度已经达到230wh/kg,电池系统能量密度超过了150wWh/kg。与此同时,2018年上半年,国能电池正在重点开发软包三元材料电芯,高能量密度达到260wh/kg,系统能量密度可超过170Wh/kg,可以满足未来2-3年补贴调整的标准要求。预计该系列产品将在2018年底上市。

  在产能规划上,国能电池在在2017年加速了在全国范围的战略布点,先后在北京、郑州、襄阳、重庆、海宁、南昌、新余、龙岩等地设立基地,总产能达到11.2GWh。同时还在滁州、新乡规划新的动力电池项目。

  天劲股份

  天劲股份创立于2006年,是一家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智能制造提供商。公司采用软包叠片工艺,材料体系包括三元和磷酸铁锂,是国内领先的软包动力电池企业。

  数据统计,2017年我国新能源专用车电池装机总电量约8.42GWH,同比增长165%。其中,天劲股份三元软包装机总量全国排名第二,并拿下了物流车三元软包电池装机量冠军宝座。截止目前,天劲股份的三元软包动力电池/组完成年销售量超过21350套,实现销售额超10亿元。

  在新能源物流车领域取得良好成绩之后,天劲股份开始向市场更大的新能源乘用车市场进军,通过产品升级应对补贴退坡和提升市场竞争力。目前已经开始为国金汽车、奇瑞汽车、知豆汽车、合众汽车、北汽银翔等车企的新能源乘用车车型提供电池配套。

  卡耐新能源

  卡耐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与日本英耐株式会社等共同出资成立,一方面拥有汽车行业的背景,一方面拥有日本的技术基因,是国内最实现批量提供三元软包电池的企业之一。

  但由于国内软包市场一直不温不火,卡耐经历了几年的蛰伏后才渐渐开始崭露头角,尤其是从今年6、7月开始,卡耐一跃成为国内排名前十的动力电池企业。

  目前,卡耐已量产的三元软包电芯能量密度为220Wh/kg,今年计划量产产品能量密度达到250Wh/kg。预计今年年底产能释放后,总产能为6GWh。未来两年产能计划扩至10GWh,并于2020年实现单体能量密度为300Wh/kg。

  万向A123

  万向A123堪称国内锂电界的一匹黑马,在今年1-7月的动力电池装机量排名中,万向A123跃入了第9。要知道,2017年度,万向A123的排名还是第21。

  据悉万向A123的前身是美国A123系统公司,2012年7月申请破产后,美国A123被万向收购, 经过几年的技术积累后,万向A123终于厚积薄发,于2017年12月获上汽通用260万套48伏超级磷酸铁锂电池订单,订单金额超10亿美元,一跃成为国内极具竞争力的动力电池供应商,发展潜力不可小觑。

  近年以来万向A123投入大量的精力加速高比能电池的研究工作,按照规划,到2019年将实现能量密度280Wh/kg的产品量产,到2020年能量密度达到300Wh/kg,到2022年达到350Wh/kg,到2025年达到400Wh/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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