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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08 01:45

红莲大厅拼十透视软件挂:哥大法学教授:马斯克拒绝和解是在拿股东的钱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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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和争端不断升级,中国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制,有力维护了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赢得了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与此同时,国内也出现了一些悲观论调,认为我们打不赢、打不起,经济增长会出现断崖式下滑,有的甚至把贸易战的影响上升到“国运”的高度,认为贸易战会遏制中国几十年来的发展态势。然而,这样的悲观论调靠谱吗?

  一、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处于可控范围内

  应该看到,由于中美两国已形成结构高度互补、利益深度交融的经济关系,贸易战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经济各个方面带来一定的影响。比如,会影响我对外出口,干扰我国经济增长;冲击部分外向型企业,导致成本增加、订单减少、工人失业等问题;会干扰和破坏我对外技术合作,等等。对这些消极影响,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立足国内出台一些积极措施,着力通过释放自身潜力迎难而上、从容应对,保持心中有数、手中有法、脚下有路。

  从宏观经济来看,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产品制造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已成长为典型的经济大国,体量巨大,产业体系完备,具有超大规模国家抵御风险的能力,并非一时风雨就能撼动的。当前,内需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2017年经济增长中内需贡献超过90%,贸易依存度下降到33%,低于42%的世界平均水平。根据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人员的初步预测,即便美国对我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有限。认为贸易战会让中国经济增速断崖式下滑,这样的悲观论断缺乏现实依据,是站不住脚的。

  从企业发展来看,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的产业链、价值链,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企业遭遇过多次贸易摩擦,经过两次世界金融危机,培育了较强的抗压能力,具有充分的活力与韧劲。面对美国的贸易战,许多企业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把压力作为倒逼转型升级的动力,特别是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开始在非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拓市场。另外,在美国加征关税的商品中,有约60%是在华外资企业产品,美国企业占相当比例。从供给侧结构看,美国对我国部分出口商品加征关税,将逐步向着产业链和价值链上下游传导,最终结果会由出口商、上游原材料和零部件供货商以及美国采购者分担。总之,不必过分夸大贸易战对中国企业的影响,也不能忽视中国企业的创新和应变能力。

  从民生领域来看,贸易战不会引发物价大幅波动和大面积失业,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消费和就业会保持相对稳定。在国际贸易多元化的时代条件下,许多所涉产品可以通过从他国进口和我国自产来解决,对群众生活不会产生大的影响。就拿社会高度关注的大豆而言,通过积极拓展大豆进口来源、提高国产大豆综合生产能力等方式,可以最大程度抵消因进口美国大豆减少造成的负面影响。民生无小事,中国的反制措施是在广泛听取意见、认真评估后提出的,充分考虑了贸易战对国内消费造成的损害,努力降低贸易战对民生的影响。

  总结起来看,无论是宏观经济,还是企业发展,抑或是民生领域,贸易战确实会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冲击,但处于可控的范围内。只要应对得当,从长期来看这些风险可以逐渐缓解。当前我们要保持“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战略定力,保持“不畏浮云遮望眼”的理性审慎,而不能夸大问题、盲目悲观,更不能惊慌失措、自乱方寸。

  二、中国的全方位开放并不依赖于某一个国家

  悲观论调之所以在一些人那里受到追捧,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把中国的对外开放简单理解为对美开放,于是很自然地放大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这就需要澄清一个认识,今天中国实行的是全方位开放,对外经贸并不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美国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国,但并不是唯一贸易伙伴。

  自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链,成为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在美国之外,仍然存在着巨大的贸易空间。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显示,2017年,中国在全球货物贸易进口和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分别达到10.2%和12.8%。2001-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额年均增长13.5%,高出全球平均水平6.9个百分点,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国。自2013年起,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服务贸易进口国,为带动出口国当地消费、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跨境电商等对外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为贸易伙伴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市场。总之,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持续发展,惠及13亿多中国人民,也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经贸摩擦短期内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经贸环境带来一定影响。但要看到,世界经济总体呈现增长态势,据世界银行预测,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仍可保持3.1%,其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预计增长加快至4.5%,明年增长可达4.7%。这为我国外贸增长提供了良好条件。我们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共同开拓新的广阔发展空间,实现大范围、跨国境的供需平衡。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达7.9%,其中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同比增长10.4%,高出我国整体外贸增速2.5个百分点。同时,自贸伙伴成为我国重要出口市场、进口来源地和投资合作对象。2017年,与自贸伙伴的贸易投资额,占我国对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双向投资的比重分别达到25%、51%和67%。总体看,我国经贸环境仍有望继续保持稳定态势。比如中国的华为,尽管美国一直设置壁垒将其拒之门外,但是华为手机通过打开其他国家市场,在今年二季度出货量超过苹果,成为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厂商。再比如中国高铁技术,“复兴号”动车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积极走出国门,输出到土耳其、印尼、俄罗斯等世界多个国家。

  这说明,中国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起紧密的贸易联系,可以在更广范围拓展贸易空间、实现技术合作,中国的全方位开放并不完全依赖于美国。

  三、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是应对冲击的稳定器

  悲观论调不靠谱,不仅在于夸大了贸易战的短期影响,更在于忽视了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40年发展积累起来的强大势能。事实上,中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长期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是应对贸易战冲击的坚固基础,也是对中国未来保持信心的来源。

  看待一个经济体的运行情况,首先要看宏观经济的基本面。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8%,连续12个季度稳定运行在6.7%到6.9%这样一个中高速区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连续3个月低于5%;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半年同比上涨2%,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9%,工业企业利润保持比较合理的增长速度,同时也有利于减轻对下游产品的成本传导压力。可以说,经济增速、就业情况、物价指数、工业利润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都处在合理区间。无论在亚太还是全球,稳定和强劲的中国经济都是一大“亮点”。基本面长期向好,就保住了中国经济的基本盘,这正是应对外部冲击和风险挑战的稳定器。

  透过基本面往深层看,中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实效。过去5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中国市场主体数量增加近80%,目前已超过1亿户,新兴产业迅猛成长,传统产业加快升级。比如,太原钢铁集团研发生产的宽幅软态不锈钢精密箔材,厚度只有一张A4纸的1/4,主要应用在高端电子、航空航天等领域,打破了日本、德国等国的长期垄断,跻身于世界范围内少数几个能提供该产品的企业行列。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美国决定对这款产品加征25%的关税,美国客户一度暂停了采购。由于太钢产品性能优良,又有价格优势,客户两次到太原考察,最后下决心继续批量采购。同时,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不断催生新业态、新动能,激发经济增长新的可能性。今年上半年,代表技术进步、转型升级和技术含量比较高的相关产业增长较快,比如工业领域高技术产业增加值、装备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互联网企业的进步,是观察中国经济一系列深层变化的窗口。有外国媒体发现了一组数据对比:从2013年到2018年,全球前20大互联网企业从此前的中、美、日、俄、韩五分天下,已变成了现在的中美双雄争霸,目前中国拥有9家全球排名前20的互联网企业,与美国几乎平分秋色。这说明,结构优化、效益提升、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大潮趋势,不仅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更增强了中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提升了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

  四、中国的广阔市场具有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中国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早在2009年,中国就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产业门类齐全,构成多元,不同部分之间可以相互补充和替代,在应对外部冲击时往往能够表现出很强的弹性和韧性,增加了中国在贸易战中的反击能力。

  全球投行摩根士丹利在201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为什么我们看好中国》的报告中指出,“消费和服务正在日益驱动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正越来越多转向高附加值制造业和服务业”。所有的大型经济体最终都依靠内需,未来,中国将产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并有望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这不仅会进一步降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而且能够以消费升级带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有这样几组数据:截至2016年,苹果手机在中国的使用量达到3.1亿,已经是苹果手机在美国使用量的两倍多;就在当年,美资企业中国市场销售额达到了6000亿美元;2017年,通用汽车在华销售量达到400万辆,已经超过在美国本土360万辆的销售量。贸易战刚刚开打,美国特斯拉新能源汽车厂就在上海选址设厂,预计总投资达50亿美元,成为迄今为止上海最大外资制造业项目。美国企业的“用脚投票”,无疑表明中国广阔的市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世界继续看好中国经济。

  不仅如此,中国地域广博、人口众多,属于典型的“超大规模国家”,这为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城市与农村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不同区域之间,具有很强的发展互补性、差异性,特别是在广大农村,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潜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风险的蓄水池和减压阀功能,具有足够的容量来容纳风险,也具有足够的多样性来应对外界的不确定性。一阵风也许能让一个湖泊掀起巨浪,但只会让大海稍微波动几下,又恢复到它自身的节奏。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悲观论调不仅是对中国经济内外形势的误判,也是对中国的独特制度优势缺少正确认识。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能够确保国家具有超强整合能力、强大动员能力和高效执行能力。我们有独特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能够迅速动员起各方面资源,同心协力执行、全力以赴完成,这是中国抵御一切风险挑战的压舱石。

  一个国家要发展、一个民族要振兴,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我们相信,有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有改革开放40年发展积累的坚实基础、丰富经验,有广阔的国内市场、经济发展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我们完全有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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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易纲说的这4句话,信息量超大!

  相比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刚刚发出的“春天已经不远了”,央行行长易纲则显得“稳健中性”了许多。

  10月14日,易纲在2018年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的发言,蕴含了超大信息量,可以简单概括成4点:

  第一,易纲为中国经济打气,“预计今年能够实现6.5%的目标,也可能略高”,“当前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既未放松,也未收紧。货币政策工具箱中有足够的政策工具可以运用”。

  第二,易纲提到,中国不会出台特殊的政策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第三,易纲对外释放了中国将继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的信号:“为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我们将加快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

  第四,易纲承认贸易摩擦给经济带来的下行风险巨大。对于贸易谈判策略,易纲称中国将遵循既有的原则,同时也做好了最坏的情况的准备。

  以下为央行官网发布的全文及答问:

  我今天的发言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经济,二是贸易摩擦。关于中国经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稳定,预计今年能够实现6.5%的目标,也可能略高。价格水平处于良性区间,目前CPI为2%,PPI为4%,预计全年CPI略高于2%,PPI在3-4%之间。企业利润增加,税收和工资收入也处于不错的水平。国内消费成为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从国际收支来看,对外盈余在持续缩小。中国经常账户长期保持盈余,在2007年达到峰值,占GDP的10%,此后逐年下降。今年上半年,经常账户出现赤字,全年可能小幅盈余,预计不足GDP的1%。以上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已主要由国内需求推动,消费和服务业成为主要驱动因素,对外盈余不断缩小。

  货币政策方面,当前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既未放松,也未收紧。货币政策工具箱中有足够的政策工具可以运用。今年,我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有所下降,从年初的4%左右降至目前的3.6%,同时7天逆回购利率也有所下降。今年人民银行已经4次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有人担心我们是否在放松银根。我的回答是:

  中国的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如果你看广义货币M2,其目前增速在百分之八点几的水平,广义货币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基本相当。社会融资规模增速约为10%,也处于合理水平。综合上述因素,可以得出中国货币政策维持稳健中性的结论。

  关于贸易摩擦。我认为贸易摩擦给经济带来的下行风险巨大。过去几天IMF发布了相关模型,预测了贸易摩擦对主要经济体和全球的负面影响。我同意IMF的结论,人民银行的模型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我认为贸易摩擦将造成很多问题,导致负面预期和不确定性,使市场产生紧张情绪,这是市场不喜欢的。

  关于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的出口产品中,外资企业的出口占比较大,约占45%。民营企业出口占比也很高,几乎达到45%。国企出口的占比仅为10%。上述结构也可以推断出贸易摩擦和征收关税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影响。

  中美之间的贸易差额还需关注其他因素。一是美国对华服务贸易的盈余。过去几十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出口增速很快,年均增速达20%,目前美国对华服务贸易盈余高达400亿美元左右。中国对美国还存在教育逆差,很多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并向美国支付高额学费和生活费,这笔流入美国的资金是非常巨大的。第二个没有被包括在中美贸易统计中的因素是美国企业在华的销售额。这些美资企业在中国生产、销售的数额也相当大。据统计,美资企业2015年在华销售额约为2200亿美元,包括了货物和服务。想象一下通用电气公司(GE)、通用汽车公司(GM)和苹果公司(Apple),就会明白为什么这部分数据如此巨大。三是人们一直在讨论中国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去年中国向全球支付的知识产权费用大概为29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个比例付给了美国。

  下一步,为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我们将加快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我们将大力促进服务部门的对外开放,包括金融业对外开放。谢谢!

  提问1:

  您谈到应对贸易摩擦风险中,未来有一定的政策调整空间。您认为在什么情况下,降息的条件才算成熟?我们目前看到的是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中国怎么才能避免资金流入房地产等我们不希望流入的领域?

  易纲:

  我们在货币政策工具方面还有相当的空间,包括利率、准备金率以及货币条件等。考虑到美联储正在加息,中国的利率水平是合适的。

  我们的上述工具足以应对不确定性。

  提问2:

  您称中国希望能就贸易摩擦达成协议或找到解决方案。您对此有多大的信心?

  我们非常真诚地希望能找到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建设性的解决方案要胜过贸易战,贸易战将导致双输。前面我已经谈到了贸易战对主要贸易伙伴、全世界供应链的负面影响。在过去几天里,我与十几个国家的代表讨论了这些问题。他们都认为贸易战将产生不利影响,所以我们必须承认贸易摩擦的巨大负面效应。各方应该共同合作,一起找到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提问3:

  我来自星展银行。我的问题是提给易纲行长的,是对前面问题的进一步提问。过去几年,中国切实推进去杠杆,这点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放缓上体现尤为明显。然而,随着存款准备金率下调,金融体系中又产生了新的流动性。您怎样确保新增流动性是用于生产目的,而不是去杠杆进程的倒退?

  对于去杠杆的问题,如果你看一下中国数据,你会发现去年和今年中国整体杠杆率已经平稳,不再快速上升。这是我们取得的一项成绩。近期,我们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或推出其它工具,基本目的是向金融体系提供足够的流动性。M2和社会融资规模等其它指标适度增长。因此,简单回答你的问题,我们向金融体系注入的流动性是适当的,杠杆水平将继续保持稳定,请注意我这里指的是稳定的杠杆率。

  提问4:

  (提问者为G30成员,前墨西哥总统Ernesto Zedillo)易纲行长,您提到,您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贸易问题。但我认为中国还应借鉴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做法,就是不怕谈不拢。在美墨加谈判的11个月里,墨西哥和加拿大明确表示,如果三方最终达成的协议只是美国想要的,那么他们宁愿不要NAFTA。最终,墨西哥和加拿大在每个重要问题上基本都取得了成功。我认为无法达成协议的确不如谈成协议好,但也不是灾难。考虑到中美经济关系,在中美贸易谈判方面,中国谈判的筹码是美国私营部门的切实利益。因此,我希望中国在谈判中可以更大胆一些。

  对于谈判策略,我认为我们将遵循我们的原则。我们认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体系是成功的。全球化、比较优势、自由贸易都是有效的。我们将继续遵循这一原则。我们同时也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然而,即便我们做好了这一准备,我们仍真诚地希望找到一种建设性的解决方案。这不仅是为我们考虑,而且是为我们的邻国、供应链及全球利益考虑。

  提问5:

  我是花旗集团的David Lubin。我的问题也是提给易纲行长的,关于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您认为中国的经常账户有多大可能是出现结构性赤字?对此,您怎么看待,您会对这种变化因有助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而持欢迎态度,还是会担忧其会形成对外部融资的依赖,进而影响中国的政策独立性?

  我认为经常账户基本平衡是好事。我们并不刻意寻求经常账户盈余。我认为,当前阶段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处于正常状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最近有所进展是因为MSCI指数、富时罗素指数等纳入中国债券和股票后,人们开始配置人民币资产。关于人民币国际化,我认为这应当是一个市场驱动的进程。我们不会出台特殊的政策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市场主体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下,自由选择他们最想持有的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