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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热评:C罗一人对决西班牙全队乌拉圭伊朗最后时刻拯救自己
2017-3-31 16:32:18   来源:名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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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江西瑞昌城管回应“居民违规搭顶棚被暴力执法”:居民先打人)

江西瑞昌城管回应“居民违规搭顶棚被暴力执法”:居民先打人(来源:~)

    针对网传江西瑞昌市有居民因未按规搭顶棚而被城管“暴力执法”一事,瑞昌市城市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张振东7月12日向澎湃新闻证实称,7月5日确有执法城管与居民发生冲突一事,造成3名居民和5名执法人员受伤。目前,已将完整执法记录仪资料转交警方处理,瑞昌市城管局监察科也介入调查此事。经初步核实,该事件是因为在执法时,有情绪激动的居民先动手打人,队员后来动手是为了制止打人情况持续。

    居民:没按要求搭建高成本顶棚,城管强制拆除引发冲突

    7月5日晚,微博博主@Hallooandbye 发文称,江西瑞昌市有居民拆除房屋顶棚后未拿到政策补贴,时逢雨季重新搭建顶棚,因不符合规定,遭遇城管“暴力执法”而受伤。该文还配有现场视频片段,引起网友广泛关注。

    @Hallooandbye 7月11日告诉澎湃新闻,自己姓黄,是当天受伤者之一的邻居。她介绍,当地许多屋顶流行搭建蓝色钢棚,因影响城市美感,瑞昌市政府近年决定拆除此类无序违建,并承诺给予每平方米75元的拆迁补贴。如若再搭建顶棚,居民需自费且改用琉璃瓦,并将高度降至1米左右。

    上述黄女士称,当地居民嫌改造成本高且太麻烦,配合拆除顶棚后没想再建。但拆完两个月后碰上雨季,失去顶棚的遮挡,许多房屋开始漏水,影响正常居住,部分居民虽没有拿到前期补助款,还是选择重新搭建顶棚。但因成本问题,大多数人并没有选择琉璃瓦,也没有降低顶棚高度,而是在原来钢架基础上盖上相对廉价的树脂瓦。由于没有按照政府要求搭建,新顶棚建成10多天后,城管开始强制拆除。

    伤者柯某介绍,7月5日11时许,当地多名城管携带云梯车至杨林大道,准备对七家自费搭的树脂瓦棚进行强拆,现场居民向城管诉说难处,并提出可以带城管到楼上查看,但有城管执法人员直接回了句:“这些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只管拆棚子。”随后便指挥云梯车开向居民楼。

    柯某说,当天下午,城管拆到自家顶棚时,因为拒拆而发生了“暴力执法”事件。城管将包括柯某在内的3人打伤,并掐着他母亲的脖子按倒在地。事后,自己鼻腔内出血、唇系带撕裂缝了2针、手肘擦伤;弟弟头部多处刮伤,小腿还被划了两条伤口;劝架的居民陈某贵额头缝了7针。警方法医处已开验伤报告。

    瑞昌市公安局政工监督室相关负责人7月11日向澎湃新闻证实,当天发生冲突时,警方有出警。因当时现场已有其他执法单位,处理的主体权就移交给该单位。

    城管局:抗拆居民先动手,该赔偿就赔偿

    针对柯某上述说法,瑞昌市城市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张振东表示,居民相继搭建违规顶棚后,城管局执法人员跟当地居委会、街道办工作人员一起,对居民挨家挨户进行了劝导,要求他们进行自拆或者整改。涉及住户一共20余户,执法人员上门劝说了10多天,之后便决定强制拆除仍在违章搭建的顶棚。

    张振东说,当天执法人员有10多人,刚开始时比较顺利,也拉了警戒线。网上流传视频中一女户主倒在地上,被网友和柯某质疑是执法人员打倒或推倒的,但根据执法记录仪视频和执法人员回忆,该名女户主是想冲进警戒线被工作人员拦了下来,在推搡中自己往后仰倒地的。她的一个儿子看到母亲倒地后,冲上来对着一名执法人员头部打了两拳,另一个儿子进屋拿了一把铁锹,执法人员为避免受伤,就上前去抢他的铁锹,当时整个场面比较混乱。

    “因为他们先动手了,我们得制止这种行为,我们动手也是为了制止打人情况持续。”张振东表示,冲突过程中,城管执法人员也报了警,民警赶到现场后,居民才开始和执法人员开打的。

    张振东表示,除了3位居民受伤,执法人员中也有五人被抓伤。事后,他亲自带着相关人员去公安局做笔录,相关科室也逐个约谈了当天参与执法的人员。

    “此外,担心后续执法工作中再度被误解,前天我们继续执法时不仅全程开着执法记录仪,还请了电视台工作人员前去监督。”张振东说,局里领导班子成员已上门跟受伤人员进行沟通和协调,后续调查结果出来后,城管局会严格按规定处理,该赔偿就赔偿,绝不推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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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刑满出狱的张满:说我“杀了四个人”,却又不判我死刑 )

    “法院说我杀了4个人,却又不判我死刑。”张满说,最近,云南省检察院刑事申诉处的两名检察官与他进行了谈话,“我的冤屈可能会得到昭雪。”

    张满是一桩命案的当事人。1997年,云南省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满无期徒刑。

    经历多次减刑,今年3月19日,张满刑满释放。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告诉红星新闻,该院刑事申诉处的确已介入此案。

    一桩4人命案

    张满手臂上刻着“冤”、“仇”二字,一个在左臂,一个在右臂。他说是1995年的时候在大理市第一看守所用缝衣针和墨水刺破皮肤留下的。

    大理灭门案杀人犯喊冤:说我杀了人却又不判死刑▲张满。

    1945年出生的张满,原是大理市七里桥乡下兑村公所书记(注:判决书中误写为“主任”),后因干部交换政策,调任大庄村公所主任。

    张满说他的“冤仇”,源于一桩四人命案。1994年12月20日上午11时左右,他带着妻子张玉吉、儿子张银锋到4公里外的生久村喝侄女的新婚喜酒,在离侄女家四五百米的地方,大理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民警将他拦住。

    “他们问,‘书记,要去哪里?’”张满告诉红星新闻,当时民警要求他带路找一个村民,“我说要去喝喜酒,但他们坚持要我带路。”

    张满说他一上车即遭控制,并被直接带到刑侦大队审讯室,审讯张满的,是大队长甘帆,“他要我把1989年12月14日的事回忆起来”。

    大理灭门案杀人犯喊冤:说我杀了人却又不判死刑▲年轻时的张满。

    张满竭力回忆发生在5年前的一桩命案。他想起,1989年的12月16日早8时左右,他在去村公所上班的路上,遇到了村民王学科的母亲张凤兰,“她一路哭喊,说大儿子王学科家死人了。”

    张满立即安排村干部杨怀礼、杨秉全,以及家族的二哥张杰等人赶到王学科家。在王学科家的二楼南边卧室里,张满看到王学科的妻子赵丽英颈部割开死在地上,王学科的儿子、女儿则死在床上。卧室里到处是血迹。

    赶到现场的村民张玉华又发现,院子的一口井里还有一个人,此人正是王学科。张满描述,他看到王学科头部有伤,“脖子上似乎也有伤。”

    一次有罪供述

    张满告诉红星新闻,作为村公所的一把手,当时他一面安排村里的一名老党员将伤心欲绝的张凤兰背离现场,一面命令其他干部封锁现场,他则跑到村公所打座机电话报警。

    七里桥乡政法委书记董希福赶到了现场,“他要求我配合公安一起调查,公安在现场3天,我在现场4天。”他说,公安根据现场判断,凶案发生的时间,为当年的12月14日。

    法医鉴定结果显示:被害人王学科系头部受锐器砍伤,造成广泛性开放性颅脑损伤死亡;被害人赵丽英头部受钝器砍伤,造成颅脑损伤及切颈死亡;被害人王某能、王某田(王学科的子女)系切颈死亡。

    此案一直悬而未决,“传言很多,估计警方压力也大,直到5年之后,警方将我定为杀人凶手,算是对社会的一个交代。”张满说。

    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1997)大中刑初字第1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中,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如下:1989年12月14晚,张满潜入王学科家,趁王学科不备将其击倒杀害,并将尸体抛入水井之中。随后,张满又将王学科的妻子儿女杀害逃离现场。

    张满说,凶案发生后他奉命守在现场四天,所以能描述一些现场细节,“但我是被刑讯逼供的”。他称,当年的12月14日,他与村公所的副主任、副书记等数人在村里量地基,当晚就住在村公所;15日,因为要陪妻子看病,他回了家;16日早上8时,在去村公所上班的路上,他遇到了哭天抢地的张凤兰。他记得,那天早上天已亮,“那是冬天,夜晚很漫长。”

    在各种申诉状中,张满称自己被迫做出虚假供述,“甘帆支开其他干警,动用拳头、手铐、胶木棒、皮带抽打我,用木棒压在我腿上踩我,用开水烫我,用烟头烧我,下令断我的粮水”。

    但张满说自己坚持不认罪,“他们就在我妻子、儿子身上做文章,说我顶得住,我妻子和儿子不一定顶得住”。张满说,此时他才知道妻儿也被带到了看守所与收容所,“我不想连累他们,只好在28日这天做了一份有罪供述。”

    这是此案所有证据材料中,张满的唯一一次有罪供述。张满说,他结合自己看到的现场,辅以自己的“合理”想象,做出了这份供述。

    “证人”称自己“实际没看见”

    判决书所载的审理查明事实部分,张满的杀人动机如下:被告人张满因与同村村民王世明有积怨,从而产生了杀害王世明的长子王学科进行报复的恶念。

    张满在所做有罪供述中称:

    我与村民王世明有矛盾,所以决定杀他的儿子王学科。我专门穿了红色运动服、39码的钉鞋、戴手套,于案发当晚10时到王学科家叫门。王学科开门后,我先是递了一根烟,然后用石头砸倒王学科,继而上楼用锄头杀害了其妻子儿女。我先是用锄头砸,继而用了厨房里的刀具。因我平日所穿的鞋为43码,故39码的鞋太小,我不得不割开鞋后跟。作案后,凶器被我丢到了洱海。为了这次复仇,我准备了整整6年。

    张满说,他最早在供述中,称“先用刀,再用锄头”,但办案民警提醒他是“先用锄头,再用刀”,“所以我就按他们的意思,说自己是先用锄头再用刀。”

    张满在供述中称,其与王世明的仇怨为两件。其一,1982年,张满与王世明等人吃饭时喝酒吵架,原因为张满想请王世明的妻子喝酒,但王世明说其妻子不喝酒,若张满跪行,其妻子可以开戒,为了助酒兴,张满果然跪行并敬酒;其二,1983年,王学科在工地上丢了单车,王世明怀疑是张满所认识的一个人所为,对此双方有过争辩。

    张满家与王学科家相距不到100米,张满说,这两件事是邻里之间微不足道的小事,不可能成为他杀害王学科一家四口的动机。

    张满的辩护律师姜文信(已离世)在其二审辩护词中称,通常情况下,若被告人的口供与现场一致,可作为定案的证据,“但是,此案中被告人张满到过现场,其口供就不能再作为证据”。

    姜文信还指出,本案的两名证人杨汝周、张双社的证词存在重大的问题,“他们的证词雷同。”两证人称,他们看到张满杀害王学科时,赵丽英一面叫一面跑下楼来,张满又举起锄头把追打赵丽英,一直追上楼。

    大理灭门案杀人犯喊冤:说我杀了人却又不判死刑▲证人的说明。

    2015年2月23日,张双社在一份文字材料中称,当年王学科一家被杀,他是听了张满的认罪录音后,警方以释放为条件逼他作证,“实际我没有看见。”在之后的一个网络视频节目中,张双社曾明确表示,实际上当年自家面对王学科家的那面围墙没有窗户,所以也不可能看见。

    近日,记者尝试联系证人张双社,张双社通过中间人转告红星新闻,因为某些原因,他暂时不想露面,但是相关文字材料中“被逼作证”仍是他今天要表达的意思。

    “相差2.5公分”的物证

    姜文信还对如下证据提出质疑:

    1、现场的脚印长度为25公分约39码鞋所留,但张满穿43码鞋,无大脚穿小鞋之道理;

    2、现场发现的指、脚印,经鉴定非张满所留;

    3、除了锄头把,现场未发现张满留下的其他任何痕迹;

    锄头把是一审法庭出示的物证,一并出具的还有昆明医学院作出的《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该鉴定书认定张满的血型与锄头把上的血迹的血型相同。

    “此锄头把非彼锄头把。”张满申诉称,鉴定的锄头把长度为137厘米,而勘验笔录中的锄头把为134.5厘米,两个锄头把的长度相差2.5厘米。这点在张满的辩护词和申诉书中曾被反复提及。他说,此外,勘验笔录中的锄头把血迹存留部位为“木棒头部”,但鉴定书中称血迹在“锄头把中部及上端编有2、3号部位提取”。“现场的杀人凶器有石头、菜刀、锄头把,这些凶器上留有大量的指纹,鉴定结果显示这些指纹均不是我的,为什么警方不去找真凶?”

    张满做出那份“有罪供述”时,已经抱着“申诉”的打算。在后来的多次问话中,张满未再认罪。1996年8月29日,他被逮捕。1997年3月25日,此案在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张满的犯罪事实有报案记录、现场勘查笔录、物证、抓获经过、尸体检验笔录等证据支持,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满的罪名成立,应予支持。

    判决称,张满无视国家法律,为了报复泄愤,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其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张满杀人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本应依法严惩,鉴于本案的实际情况,应酌情考虑从轻处罚。”

    大理灭门案杀人犯喊冤:说我杀了人却又不判死刑

    大理灭门案杀人犯喊冤:说我杀了人却又不判死刑

    大理灭门案杀人犯喊冤:说我杀了人却又不判死刑▲大理州中院判决书。

    张满说,他本来以为自己“必死无疑”,“法院认定我杀了四个人,却又不判处死刑。判决书中说的‘鉴于本案的实际情况’,我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已故律师姜文信在其辩护词中认为,该判决本身就说明了证据不足,是“疑罪唯轻”。

    对于判决书中所说的“鉴于本案的实际情况”,这点具体如何解释,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郎维学回复红星新闻,因他不是此案主审法官,故对此案不知情,也无法回应。2005年,郎维学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张满“杀四人”却不判死刑,因“案子与案子之间不一样”,故没有可比性。

    省人民检察院找张满谈话

    1999年9月14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维持原判的裁定,并于2002年10月12日驳回张满的申诉。

    大理灭门案杀人犯喊冤:说我杀了人却又不判死刑

    大理灭门案杀人犯喊冤:说我杀了人却又不判死刑

    大理灭门案杀人犯喊冤:说我杀了人却又不判死刑

    大理灭门案杀人犯喊冤:说我杀了人却又不判死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

    1999年12月16日,张满被送到云南省第二监狱服刑,在监狱里,他先是负责加工烤烟、缝烟包,后又做镀锌与收发的活计。他每月都写申诉信,“发誓要告到最高部门”。他的申诉几乎都没有回信,他改变策略,“争取减刑,只有回家,才能报仇”。

    2005年,张满的刑期变更为有期徒刑19年,后又经历多次减刑。2011年9月14日,张满因高血压等疾病予以监外执行,今年3月19日,张满刑满释放。

    大理灭门案杀人犯喊冤:说我杀了人却又不判死刑▲解除社区矫正证明书。

    张满说,2016年11月15日,他接到过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的电话,对方称要与他谈话,但接下来一年多,并没有人来找他谈话。直到今年5月29日,他再次接到了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的一个电话,“要求我30日这天哪儿也不要去,就在家里等。”

    张满向红星新闻表示,在大理市人民检察院,他与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处的两名检察官见了面,“他们说是受最高检的指派来和我谈话的,我代表自己,代表家人,一开始就向他们表示感谢。”张满称,谈话进行了整整5个小时,谈话记录有十几页。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告诉红星新闻,该院刑事申诉处的确已介入此案。

    该案当年的公安机关经办人甘帆,现在是大理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所长。甘帆称,他仍“记得此案”,但问到该案是否为错案及当年办案程序是否不妥的问题,甘帆称:“时间太长,需要看卷宗,有没有问题是判决说了算。”

    死者王学科的弟弟王学强告诉红星新闻,此案是否有存在冤枉,他作为家属不好评价,“张满有没有罪,得靠司法机关调查。”他称,最近的确有调查部门找他了解哥哥一家被害一案。

    “如果是我干的,请立刻判我死刑,我好带着冤枉见阎王;如果不是我干的,请尽快还我清白。”张满说,过去24年,他的家变得千疮百孔,“儿子受刺激吸上了毒,妻子落下一身病。”

    张满说,作为曾经的基层一把手,而今的自己被这个村庄隔离了,他是一名已经服刑完毕的“杀人犯”,总是被人指指点点。至于他与王学科的家人,“再也没有说话的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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