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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发起不平等抗议之后,耐克给7000多名员工涨薪


2018年08月18日 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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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伊份准备了近半年的可转债发行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8月6日,证监会发审委在第115次工作会议上对来伊份的总额为5.3亿元的公开发行A股可转债计划进行审核,最终审核未能通过。

  该债券发行计划涉及来伊份的连锁经营网络新零售升级建设项目、信息管理系统升级建设项目。

  2016年成功上市的来伊份被称为“零食第一股”,其IPO募资用于扩张,不过效益低于承诺的20%以上。

  上市后来伊份开始打造“万家灯火”计划。不过截止到2017年年底,来伊份的直营店和加盟门店的总数不到2500家。其次,来伊份还面临不断下滑的业绩。

  2017年,来伊份营业收入36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1亿元,同比减少24.42%。2018年第一季度,来伊份的营业收入为11.9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232万元,较2017年第一季度同期减43.31%。

  新京报记者8月10日致电来伊份,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债券发行被否后,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相关项目的投资。公司不会因为可转债发行计划受阻就放缓发展战略节奏。

  5亿可转债券发行遭证监会否决,项目如何办

  记者8月7日实地探访了位于北京朝阳区的一家来伊份门店,记者看到,里面分门别类地摆放着果脯、肉干、水产等零食。据介绍,这些零食多数由其他企业代加工。据店员对新京报记者介绍,该门店的月销售额有十几万元,已经是北京所有门店中销售额较高的直营店。

  截至2017年年底,来伊份开设连锁直营门店2252家,特许经营加盟门店208家。为了拓展公司的销售网络,2017年11月,来伊份抛出了一份发行可转换公司债计划,拟发行总额不超过7.3亿元的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2018年3月,这份可转换公司债发行计划变动,计划发行总额减少至不超过5.35亿元,投资3.83亿元到连锁经营网络新零售升级建设项目,1.5亿元到信息管理系统升级建设项目。

  这里的“连锁经营网络新零售升级建设”,是来伊份计划对已有门店的翻新和新建。来伊份称,来伊份本次募集资金拟投入3.83亿元翻新门店1800家、新建门店350家。仅翻新门店,就占2017年底连锁经营门店的73.17%、直营门店的79.92%。

  不过来伊份近年来业绩下滑明显,存货增加等问题遭到证监会质疑。最终,来伊份的5.3亿元债券发行在8月6日的证监会发审委会议上,没有通过核准。

  8月10日,来伊份回应新京报记者称,公司不会因为可转债发行计划受阻就放缓发展节奏,“连锁经营网络新零售升级和信息管理系统升级这2个建设项目,都是该战略的具体实施,公司会继续推进实施。”

  IPO募资扩张:效益低于承诺20%以上

  在证监会发审委审核来伊份相关证券发行前,公司的首发募集资金投资后经营效益持续下降,这受到证监会关注。8月3日,证监会要求来伊份说明发行5.3亿元公司债的合理性等问题。

  数据显示,来伊份IPO募集资金计划用于营销终端建设项目等,累计投资总额为6.19亿元。

  当时来伊份进行投资效益分析认为,项目的平均年销售收入能达到6.1亿元,平均年税后净利润达到6093万元。“本项目投资回收较快,项目的盈利能力较强,资本回报率良好”。

  2016年年底,来伊份成功上市,当时的项目计划建设期2年,运营周期3年。截止到2017年11月,上述项目实施完毕,经济效益尚未完全显现出来。

  今年8月,来伊份公告称,截至2017年末,营销终端建设项目实际累计实现税后净利润为3883.82万元。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效益低于承诺20%以上,这让证监会对来伊份同样包含“翻新门店”、新设店面等内容的债券发行募资项目也产生质疑。

  证监会要求,来伊份说明此次债券发行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能够产生较好的营业毛利,在消化新增折旧费用后仍然具有较高利润水平”的说法是否准确。

  此外,证监会还要求来伊份说明,债券发行中的“投资连锁经营网络新零售升级建设项目”和首次募集资金投资的“营销终端建设项目”是否存在重复建设的情况。

  来伊份对新京报记者表示,来伊份在部分门店已经使用自助售货机、分体式收银机等机器,“翻新门店、新开店、以及进行信息系统的维护、技术迭代一直是公司日常经营工作内容。”

  此前,针对前次募集资金效益低于预期的原因,其回复证监会称,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晚于原计划,在募集资金到位前,2014年9月,公司先期用自有资金开始本项目建设,导致该项目建设周期由原预计24个月延长至39个月,至2017年11月项目实施完毕后,募投项目门店方才全部进入运营周期。

  过去两年闭店510家

  2017年以来,来伊份还提出了一个“万家灯火”计划,有媒体和券商报告称,“万家灯火”是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开到1万家门店,且加盟店数量占比将达到30%-40%。8月11日,来伊份证券事务代表回应记者表示,“‘万家灯火’不是指一万家门店,只是一个表述,一种概念”。8月10日,来伊份回复新京报记者称,公司希望布局“万家灯火”来提高公司在休闲零食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和销售规模。

  根据来伊份年度报告,截至2016年12月31日,来伊份先后在上海、江苏、浙江、北京、安徽等16个省区市开设连锁门店2260家,其中直营门店2091家,新开店243家,闭店257家;特许经营加盟门店169家,其中新开店54家,闭店41家。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来伊份开设的连锁直营门店变为2252家,其中新开店351家,闭店189家,特许经营加盟门店208家,其中,新开店67家,闭店23家。

  以此计算,两年来,来伊份关闭的直营店、加盟店总数达到了510家。而公司在期间新开设的直营店和加盟店总数为715家。

  在北京朝阳区来伊份直营店工作的王洁(化名)8月7日告诉记者,2017年来伊份在北京的闭店数量也很多,“有的底商整改不让做了,有的不续约,很多就关闭了”。

  8月10日,来伊份回复新京报记者称,目前闭店主要是由于市政规划变动,原店址不能再继续经营,以及原出租方如超市、卖场规划调整闭店等原因导致公司被动拆店;或者是由于出租方提出的租金上调等要求过高,公司不能满足,以及公司主动进行门店优化等原因导致公司不再续约。“对不再续约的门店,公司一般会在该店的周边尽快物色其他门店继续经营。”

  关店背后,记者发现,来伊份通过租赁开设的店铺占绝大多数。截止到2017年12月,来伊份的两千多家门店中,自有房屋门店只在上海有1家,公司其余门店均为租赁的物业门店。

  2018年6月,来伊份再次宣布,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了总金额为6亿元的供应链基地项目,公司计划在江苏南京建设集区域总部、智慧物流中心、质量控制中心、新品研发中心为一体的供应链基地项目,“项目所有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值得注意的是,来伊份的资金是否能够支撑公司的规划,吸引关注?截止到2017年底,来伊份的货币资金为9.59亿元。

  “主营业务等是否可持续”被证监会关注

  来伊份在接受采访时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公司当前资产负债率低,作为休闲零食企业龙头,周转快,现金流情况良好,不影响现有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不过,在对来伊份债券发行提出的问题中,证监会还直问来伊份“现有主营业务或投资方向是否能够可持续发展”。

  数据显示,来伊份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的营业收入分别为28亿元、31亿元、32亿元;净利润分别为1.36亿元、1.31亿元、1.34亿元。

  2017年,来伊份营业收入36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1亿元,同比减少24.42%。2018年第一季度,来伊份的营业收入为11.9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232万元,较2017年第一季度同期减43.31%。

  来伊份在公告中称,业绩下降主要原因系公司在拓展全渠道经营过程中暂时性毛利率下降。

  数据显示,公司2016年、2017年的综合毛利率分别为45.71%、44.31%,2018年第一季度的综合毛利率为41.66%。

  □新京报记者 李云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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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3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之后,全国多地多部门相继出台禁酒令,规范公务接待活动,禁止工作餐间饮酒。近五年来,禁酒令不断升级,要求越来越细致严格,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也随之发生着改变——  “最严禁酒”这五年

  炎炎夏日,举杯畅饮是件痛快的事。可对于公职人员来说,这酒可不是随便想喝就能喝的。

  小酒杯折射出作风建设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作风问题有的看起来不大,几顿饭,几杯酒,几张卡,但都与公私问题有联系,都与公款、公权有关系。”

  新形势下,违规饮酒已不仅仅是作风上的“小毛病”,而且是从严治党、正风肃纪的重要内容。

  自2013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之后,全国多地多部门相继出台禁酒令,规范公务接待活动,禁止工作餐间饮酒。近五年来,禁酒令不断升级,要求越来越细致严格,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也随之发生着改变。

  一杯小酒撂倒了多少官员

  酒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也曾一度盛行于官场。平时无法解决的问题,往酒桌上一坐,推杯换盏间,问题就解决了;在酒精的催化下,似乎谈什么项目,都能轻松搞定。

  正是在这种“无酒不上桌”“无酒不谈事”的政治生态下,腐败滋生蔓延。记者梳理发现,这些年被依法惩治的腐败官员中,有不少都与饮酒有关。

  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零六个月的江苏省委原常委、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就是从放开喝酒开始,彻底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他曾在忏悔时说,过去,他并不喜欢吃鱼翅、鲍鱼,包括酒也是不喜欢的,过年在家一滴酒都不喝。后来,就习惯了喝酒,甚至觉得请人吃饭的时候不喝酒好像就不热情,不喝酒好像就不够意思。最后就变成好喝酒了,而且就喜欢喝茅台、喝年份茅台。

  中石化原党组成员、总经理王天普对公务饮酒也有自己的独特想法。在他看来,酒桌上的你来我往是惯例,不管是别人有求于他,还是他有求于别人,最便利的办法就是在酒桌上解决。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他对身边的不正之风、腐败现象从见怪不怪到随波逐流,一次次突破纪律“红线”,最终走向犯罪。2017年1月24日,王天普因犯受贿罪、贪污罪,被法院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零六个月。

  更有甚者的是陕西省渭南市原副市长袁军晓。他不仅爱参加饭局,更喜欢在饭局上展现自己的“海量”。利用这一特点,他有意识地找领导喝酒。酒桌之上,称兄道弟,铺设人脉,不断迎来升迁机会。他把酒桌上的作风也带到工作和生活中,收受他人所送礼品礼金不眨眼;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跑官、在经营活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最终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记者发现,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官员的违纪违规行为很容易就被曝光于公众视线,可即便如此,仍有部分领导干部难抵诱惑,不知收敛、顶风作案。

  天津市医药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建津就是典型代表。他阳奉阴违,口头喊遵照执行,背地里我行我素。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把中央精神当成口号,当作幌子,当作与国企无关的东西,说与做两张皮,该吃吃、该喝喝”。2013年5月至2015年8月接受审查前,他常常以商务接待为名,频繁出入高档酒楼,组织和接受公款宴请,甚至为了能“安全”地“喝上一口”,让人把茅台酒装在矿泉水瓶子里,玩起瞒天过海的把戏。

  无独有偶。2017年5月25日,贵州省纪委通报称,毕节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罗建强因严重违纪被双开。其腐败行为中就有置中央八项规定于不顾,收私企老板26瓶茅台酒。而在同年初,中央纪委公开曝光的八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中,河南省信阳市财政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李敦峰也因收受39件茅台等问题被双开……

  一纸禁令纠正不正之风

  一杯小酒撂倒了多少官员?从古至今,这个问题恐怕难有答案。而由此带来的工作作风、党风政风,甚至社会风气的败坏,却是有目共睹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2年12月,中央出台八项规定,重拳出击反“四风”,为禁酒令作出顶层设计。此后,中央又相继制定《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处处以“严”字当头,将禁酒提上日程。

  在中央禁酒令的基础上,各地纷纷出台地方性禁酒令。吉林省规定省内公务活动一律不饮酒,接待省外人员按《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执行,不得提供香烟和高档酒水,不得使用私人会所、高消费餐饮场所。安徽的省内公务活动禁止饮酒规定中明确要求,除外事接待和招商引资等活动外,省内公务活动一律不得饮用任何人和任何单位提供的酒类或含有酒精的饮料。黑龙江省提出,省级领导班子和省直单位在公务接待中一律不允许饮酒,涉及外事接待,招商引资,接待海外华侨华人中的知名人士、港澳台政要及各界知名人士的公务接待活动,可按标准提供省内地产酒,绝不允许提供高档酒。就连“名酒之乡”贵州也出台四个“一律”,即自2017年9月1日起,全省范围内的公务活动,一律禁止提供任何酒类,一律不得饮用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的任何酒类,包括私人自带的酒类,全省范围内的公务活动,一律禁止公款赠送任何酒类,在工作时间内和工作日午间,一律不准饮酒。就在今年6月,江苏省专门印发公务接待和商务接待有关规定,要求除外事接待按有关规定执行外,全省公务接待和商务接待一律禁止饮酒和含酒精饮料,全省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严格禁止使用公款购买各种酒类饮品。

  除地方版禁酒令外,军队和部分中央党政机关也积极出台相关举措,贯彻落实中央禁酒令精神。

  2017年9月底,中央军委办公厅向全军和武警部队印发《关于严禁违规宴请喝酒的规定》,被网友称为“史上最严禁酒令”;10月26日,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任国强表示,下一步,将围绕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着眼全面从严治军,坚决根除违规宴请喝酒问题。

  同年12月29日,最高检发布修改后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禁酒令》,明确规定严禁工作时间内和工作日中午饮酒;严禁在检察系统举办的各类会议、考察调研、学习培训、检查指导、请示汇报等公务活动期间饮酒等“六个严禁”,并强调对修改后禁酒令执行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对违规违纪饮酒行为要严肃查处并及时报告,对领导干部发生的违规违纪饮酒行为要从严处理,决不姑息迁就,对执行不力、导致本单位违规违纪问题多发频发,或者造成严重后果、产生不良影响的,严肃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并公开通报曝光。

  交通运输部也于同年出台规定,要求本系统内各行政、事业单位国内公务接待和国有企业国内公务接待、商务接待一律禁止饮酒(包括私人自带的酒类),严禁超标准接待,本系统举办的各类会议,开展的考察调研、交流研讨、学习培训、检查指导、课题评审、项目验收等公务活动用餐禁止饮酒,本系统各单位外事接待严格按照外事接待规定执行。

  一严到底换来清新风气

  “无论哪个版本的禁酒令,禁的都不仅仅是喝酒行为本身,更重要的是整治不正之风、推进作风建设。”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禁酒令的严格推行可以起到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可以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的深入落实,形成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有利于改变领导干部“做官”的观念,真正把精力和时间用在工作上,而不是花在酒席上。“推行禁酒令相当于遏制住了当前官场不正之风的要害,有利于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下一阶段作风建设的成效化奠定基础。”庄徳水评价说。

  庄德水告诉记者,从实践情况来看,禁酒令的确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一是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进一步提高,充分认识到违反禁酒令的纪律后果。二是相关的监管制度更加完善,一些地方政府在出台禁酒令的同时也提出了具体的纪律要求和规范。三是社会公众形成了对禁酒令的监督意识。“可以说,就像‘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一样,在工作期间禁止饮酒、禁止公款吃喝已在公职人员和党员干部中形成共识”。

  “以前是,酒逢知己千杯少,招待起来没完没了。现在是,清茶一盏迎君到,谈工作轻松无酒扰。”谈起禁酒令给自己工作生活带来的变化,在黑龙江省大庆市税务局工作的付国华脱口而出。如今,在他和同事们的眼中,禁酒令已不再仅仅是“紧箍咒”,而且成为公职人员拒绝吃请、拒绝不正之风的“挡箭牌”,也成为保护身体健康、维护党风政风和党员干部形象的“护身符”。

  除公职人员外,经常与政府机关打交道的企业家们,这几年也体会到了禁酒令带来的变化。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三胞集团董事长袁亚非充分肯定了禁酒令等制度规定的实施对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发挥的积极作用。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这些年,企业和政府机关打交道容易多了,也轻松多了。作为企业家,他最明显的感受就是,这两年酒喝得越来越少了,身体变好了,肚子变小了。

  作风建设不会一蹴而就

  “正所谓酒气散尽,锐气才会生威。”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研究员、秘书长彭新林看来,奢靡享乐等不正之风与腐败相伴相生,作风建设就是要从禁止公务活动饮酒这些小事抓起,从小处着眼,把一件件小事做好,才能让好的作风成为一种新常态,才有利于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发生。他认为,从中央到地方,不同版本的禁酒令,实际上是把作风建设从“工作圈”延伸到了“生活圈”,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抓手,有利于纠正过去存在于公务活动中的不良风气,形成健康向上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维护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

  庄德水对此表示赞同。但在肯定禁酒令积极成效的同时,他也指出,从这几年曝光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典型案件来看,仍有一些领导干部不收敛、不收手,把禁酒令看成是一纸空文。其背后的根源除了个体性原因之外,还有政治生态的因素,特别是一些基层政府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习惯于一些重要的招商引资和重要的决策在酒席上完成,也就是说酒席文化在很多地方已成为官场潜规则。

  “作风建设不会一蹴而就,打破潜规则必须持之以恒抓落实。”庄德水建议,下一阶段要保证禁酒令等制度的切实执行,首先就要严肃党风党纪,加大惩处力度,只要是违反禁酒令的,坚决严肃处理,真正发挥出纪律惩处的威慑力和警示力。其次是加强教育和宣传,一方面是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制度教育,让党员领导干部充分认识到禁酒令的严肃性,另一方面是向社会公众进行政策宣传,唤起民众对党员领导干部违反禁酒令行为的监督。更重要的是,在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正面教育的同时,要运用警示教育的手段,充分曝光典型的违反禁酒令和公款吃喝的行为,让党员领导干部心有所惧、行有所止,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另外,从全局来看,违规喝酒本身是不正之风的一种表现形式。仅仅去关注禁酒令的实施情况和违规饮酒行为等问题是不够的,还要从作风建设的全局来考虑禁酒令的执行,以及违反禁酒令行为的查处。

  “说到底,禁酒令能不能切实得到执行,直接关系到作风建设能否取得成效,直接关系到党的各项制度法规能否得到落实。”庄德水认为,禁酒令相当于是一个温度计或者是一把标尺,从禁酒令的执行情况可以窥视到整个作风建设的成效。因此,应当从整个作风建设的总体工作布局中来审视禁酒令,把禁酒令的制度执行与其他作风建设通盘考虑,形成作风建设的整体工作体系。

  (资料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人民网、《新京报》、《法制晚报》、澎湃新闻等)

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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